人的鲁迅使我们亲近

游宇明

多年来，关于鲁迅，我几乎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即认为鲁迅是一个彻底的反封建体制和文化的战士，他对落后的传统文化的批判是毫不留情的，在行动中始终与之作不妥协的斗争。这不仅缘于我从小学到大学所受的教育，也因为我阅读了大量的鲁迅作品，他的《伤逝》、《祝福》、《故乡》等小说和以《灯下漫笔》、《爬与撞》为代表的大批杂文，无不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

后来读了一些有关鲁迅的文章，发现生活中的鲁迅其实有他的复杂性，至少在感情方面是如此。

1906年，鲁迅遵母命与朱安结婚，两人虽然毫无感情，但朱安名义上还是鲁迅的夫人，与鲁迅的母亲鲁瑞一起生活。1927年，鲁迅结束广州的教职，在上海与许广平同居，他很长时间为不能给许广平找到一个合适的身份而苦恼。每当朋友来访，他总是嘱咐许广平不要下楼。有时不得不碰面，鲁迅总会跟朋友解释：“这是我的学生，来帮我搞校对的。”1928年夏天，鲁迅和许广平一起去杭州旅游，鲁迅特意嘱咐前期到达杭州的学生矛尘（章廷谦）帮他预订一个三人间，又叫学生许钦文同游杭州。在杭州期间，应鲁迅的要求，许钦文老老实实睡在中间那张床上，鲁迅和许广平则分睡两边的床。（有关材料请参阅《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第三者”》，2008.2.8《文摘旬刊》，原文未署作者名）

与许广平同居之初，鲁迅为什么不肯让她下楼？两人到杭州旅游，鲁迅为什么要让“第三者”陪睡？原因只有一个：担心社会舆论攻击自己。鲁迅自然有权利也有理由解除他与朱安有名无实的婚姻。毕竟这桩婚姻是他的母亲鲁瑞强加给他的，然而，鲁迅事母极孝，他知道母亲喜欢朱安，不想因此让母亲伤心。同时，鲁迅又对弱者具有深厚的悲悯精神，他知道自己一旦抛弃朱安，象她这种没有基本谋生能力的传统妇女，很可能走上绝路。那么，能不能象当时一些时髦人士一样，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呢？鲁迅也很难做到。鲁迅虽然在日本受过一定的西化教育，对人权、人性、合理欲望之类的东西有相当了解，然而，他毕竟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思想的根始终深植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要名声、讲面子、在乎礼义廉耻的观念随时影响着他的人生选择。尽管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是真挚的，尽管许广平曾经表示不在乎名分问题，尽管在爱情上一直是许广平在主动追求他，比如1925年10月，许广平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发表了《同行者》一文，公开表达对鲁迅的爱，说自己不畏惧“人间的冷漠，压迫”，“一心一意的向着爱的方向奔驰。”她还在散文诗《风子是我的爱》中发誓：“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于你们无关系……”然而，作为拥有巨大社会影响的文豪，鲁迅不可能不考量这段合情合理但不合“法”的婚外情带来的各种后果。

理想主义者自然希望鲁迅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个人的实际生活中，都始终不渝地高举反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大旗，渴盼鲁迅成为犬儒时代批判的知识分子让人津津乐道的神话，然而，无论鲁迅怎样具有先驱者的眼光，因为种种原因，他最终只能成为现在这样的鲁迅。也许正因为鲁迅在实际生活中对封建传统文化不得不作出一定的妥协，正因为他在封建文化的围剿中曾经感受到深深的灵魂撕裂，他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才那么彻底和深刻，他在人类思想之路上才走得那么远。

神的鲁迅只会让人膜拜，人的鲁迅却使我们亲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