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2008.2.15《今晚报》，有删节

比直言不讳更重要的

游宇明

如今这个社会，一个人直言不讳地给别人提意见还真不容易。从批评者这方面说，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告诉他们，多栽花少栽刺是一个人获得良好人际关系的前提，大家说话形成了一种惯性，带点刺的已在脑子里反复过滤，说出口的话绝大多数是搔痒痒的；从被批评者的角度说，面子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你的批评温和、委婉，他觉得你给了他台阶，否则，他会认为你是故意捣乱、“不会做人”。提意见的人没有足够的主动性，被提意见的人没有采纳的积极性，正常的批评也就变成了庸俗的吹捧。

一些人开始寻找过去的资源，希望从前辈那里寻找到良方。就这几天的阅读所及，我手边就有三个赞美前辈学人刚直不阿的例子。徐百柯《民国那些人》说到吴组缃先生批评别人的事情。某次，一位外地学者拜访吴组缃，拜访者编了一本清代学者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的选注本，想请吴组缃先生题签。吴组缃看了稿子后，直率地对那位学者说，自己认为他对纪昀的看法并不妥当，所选篇目也不理想，因此，不能题写这个书名。

余世存《常言道》讲到的束星北同样不懂世故。20世纪50年代初，留英归来的理论物理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王竹溪来山东大学讲学。讲到中途，当时在山东大学任教的束星北走到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一口气讲了大约四十分钟。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事后，校领导找束星北谈话，束星北说：过去的大学都是这样做的。

陈景润的直言不讳更让一些人津津乐道。《中国人事报》一篇文章介绍：华罗庚当年出版数学名著《堆垒素数论》，赢得一片叫好声，时任厦门大学数学系辅导员兼管图书的陈景润觉得此书并非天衣无缝，有关塔内问题的论述尚有几个地方可以改进，于是写了一篇《塔内问题》的论文提出了具体的改正意见。在同事的鼓励下，陈景润给华罗庚写了一封信，附上自己的这篇论文。当时的陈景润只是一个无名小卒，而华罗庚早已名满天下，写这样的信需要冒很大的风险。看了陈景润的文章，华罗庚不仅没有掩饰自己著作中的不足，反而盛情邀请陈景润来北京参加数学讨论会，并作学术报告。不久，华罗庚又派自己的学生陆启铿去厦门，多方奔走，将陈景润调进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给陈景润搭起了一个更好的学术平台，后来，陈景润成了世界杰出的数学家。

吴组缃、束星北、陈景润的直言不讳当然值得赞美，他们其实与自己所批评的人并没有个人恩怨，之所以不怕“得罪人”，无非是想把自己认为的真理表达出来。然而，人的个性是各不相同的，对于直率的批评，有的人可以接受，有的人不能接受。对能够接受直言的人，直言不讳可以起作用，比如陈景润之于华罗庚；对不能接受直言的人，直言不讳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有时甚至还可能惹来祸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彭德怀觉得我们在农村问题上应该纠“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张志新认为必须对“***”进行重新评价，最后不是都吃了大亏吗？

批评别人，直接也好，委婉也罢，其实都是一种选择，我们不必刻意地厚此薄彼，关键是我们的社会必须设立一种机制，让公民表达意见时能够人尽其性。你性格温和，说话可以“策略”；你性格直率，说话可以毫无顾忌，谁也不能强迫你说什么不说什么，谁也不能要求你为自己的正当言论支付代价。做到了这一点，我相信我们的社会一定会形成自由活泼的批评氛围。

与简单的直言不讳相比，人尽其性其实更加重要，也更符合公民社会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