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是否应该出来回答钱理群先生八年前的提问

                马庆云/整理

   “最后成书，已经耗费了五年时光，更是倾注了退休前后的主要心血”，“这本书，在我的学术著作中，确实占据了相当独特的地位：它既是我的自传，学术自传与精神自传，又是一部学术史、思想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著作”，“这本书又是一部关于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著作”。对于近期自己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精神自传》，北大资深教授钱理群饱含深情。

    钱理群被认为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对20世纪中国经验的总结和反思，受到了海内外学界的高度重视。

    钱理群1960年就大学毕业了，上世纪70年代末又重回北大、师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人王瑶先生攻读硕士研究生。虽然长期在北大求学和任教，但在《我的精神自传》中，钱理群对北大进行了深入反思，特别反思了“北大失精神”（不妨也可以看作是对大学精神的一种反思——马庆云语）：“教育精神价值失落，这正是当前北大（也许是中国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在他看来，“北大失精神”（所有中国大学都失精神——马庆云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蔡元培提倡的构成了北大生命线的“精神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失落：“今天有些教育者把教育对象，特别是喜欢独立思考的青年学生，视为‘不安定因素’，严加防范，千方百计将其强迫纳入既定秩序，‘思想者’变成了‘有问题者’岂非咄咄怪事？”（各大学的校长大人们是否应该反思钱理群先生的这句话呢？我们是否在手刃自己的独立思考的学生——马庆云语）

    其二是蔡元培力主的“所谓大学者”，实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的教育理念与传统的失落，北大（何止是北大——马庆云语）成了蔡元培所批判的“养成资格之所”，“拜金主义的盛行”使北大（中国所有之大学——马庆云语）的教育变成了“使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依附于市场的实用主义的商业化教育”。

    基于此，钱理群认为对北大教育乃至整个中国教育的反省，必须回到起点、原点上，即对教育本质的追问：“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大学？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把北大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大学？”

    钱理群回忆，他的这些提法和相关文章于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期间发表后，引起热烈反响，甚至有学生将他写的一篇纪念蔡元培校长的文章《校园中的永恒》在校园里广为张贴。但这些文章也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不过在北大评选“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之际，北大学生将钱理群选为了1999年“十佳”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