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断想（九） 

                 伟大的“虚伪”

1965年3月28日，时任三线建设副主任的彭德怀一行10人在西昌参观螺吉山畜牧场，中午在畜牧场吃饭。回到西昌后彭德怀才知道10个人只付了2元饭钱，于是立即给畜牧场有关人员写了一封信：“田同志，我们今天在你场吃过饭，每人只算两角钱，实在太少。以六斤肉计，每斤七角，即四元两角，还有其他饭菜，至少十元才公道。除每人已给两角外，另补八元，请查收。任何企业必须严格执行核算制。彭德怀  3月28日”（辽宁《党员特刊》2000年6期）

在彭德怀这样级别的高级干部中，我还没有看到有谁象他这样“斤斤计较”。他这样“不近人情”地严于律己，老老实实地照着共产党制定的规矩办事，在他是一种自觉，却“疏忽”了会把其他那些惯于公款大吃大喝尤其惯于光制定制度不执行的“同志”们置于何等尴尬的地位，他怎么可能与他们“搞好团结”！难怪他在庐山会议“落难”的时候有那么一些“同志”对他“义愤填膺”，也难怪早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他就有了一个罪名叫“虚伪”（见《文史精华》2004年5期：《彭德怀与华北座谈会》）。什么才是他们所谓的“不虚伪”呢——最大的榜样就是他们的“林副统帅”！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时为了中国人民不饿肚皮而“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置自己的乌纱帽和家庭于不顾，“冒死上书”，如果这也是“虚伪”的话，中国人民永远要感谢这种伟大的“虚伪”！如果现在所有“人民公仆”都象当年彭德怀那样廉洁，吃了饭菜自掏腰包，如果这也是“虚伪”，中国人民更要高声赞美这种“虚伪”——因为这样一来，至少就不会有这么多“腐败”必须要中国人民劳心费神地去“反”了。

                             无关才能产生美

 没事的时候翻翻摄影报刊，是极好的休息。手头就有这样一本，随便翻到一页：“云南  元阳梯田  夕阳穿透云层，产生生动的色彩效果。同时这些色彩又被反射到水田上，画面色彩丰富，这样的色彩效果有助于表现美丽的元阳梯田。  拍摄数据：哈苏相机80mm镜头，光圈f16，曝光时间1/15 ”。（《摄影之友》2007年1期）

 这本摄影杂志售价20元，美丽的照片和文字印在雪白厚重的铜板纸上，令人不敢轻视。关于元阳梯田的这张照片刊登在杂志的第100页，寥寥几句说明，显示的是专家级水平。色彩分明的照片上没有一个人，当过知青的我却不能不想到这些梯田的建设者和使用者，让这些梯田一直保持了“美丽”状态的那些挥汗如雨的农民兄弟。陡峭的元阳梯田适合外来者的拍摄和观光，但它绝不适合机械耕作和运输。每年的“春耕秋收”在这里都意味着高强度的体力付出，艰难的肩挑背磨，说不定还有把劳动者的两腿咬得血淋淋的蚂蝗！这里的“美”只有与它无关的外来人才会大加欣赏。世代以之为生的主人们恐怕不会有多少“闲情逸致”的。

 有一句经典叫“距离产生美”。其实，更精当的说法应该是“无关才能产生美”。

  “李庄欢迎”和《康定情歌》的作者们

 1940年，同济大学、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等科教单位准备迁往四川宜宾附近的李庄。当时李庄的“负责人”罗南陔、张官周、杨君慧力排歧议，主张接纳，并发出了那封十六字电报。于是 ——“在那抗战的烽火岁月里，李庄，以其博大的胸怀和珍贵的宁静，为中国文化单位的大西迁，为中华文化免受战火摧残做出了不能忘却的贡献。”（《燕赵都市报》2005年10月16日）“这些声名如雷贯耳的大师就这样在李庄的青山绿水中，在李庄人无私的关照中，在艰难困苦中坚守着学术的尊严。”（《中国旅游报》2007年3月30日）

 “1950年农历11月初七，原李庄区区长张官周与原李庄镇镇长杨君慧，以‘反革命罪’被枪决于李庄。当年底，罗南陔以同样罪名，在李庄操场坝执行枪决。以上3人，是当年同大和史语所等入川的邀请者和主事人，‘同大入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电文起草者即为罗南陔。”（《山西文学》2006年1期）

 原本是万里长江边上一个平平常常的小镇，近年来突然全国闻名，比峨眉山、九寨沟逊色不了多少。媒体们在全力讴歌李庄人在抗战中做出的这一“善事”时，几乎都要提起那封表示“李庄欢迎”的著名电报，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电报作者最后的“下场”。如果不是《山西文学》披露的事实，我会觉得李庄人干的这件事该会是多么“完美”、“和谐”，多么的不叫人“那个”！《山西文学》没有说及罗南陔等人具体的“反革命罪行”。不知他们在走向刑场的时候，是否还有人记得他们也曾“做出了不能忘却的贡献”？

 类似的还有《康定情歌》的“作者”。位列中国最杰出音乐作品之中的这首“情歌”，尽管在1949年以后唱遍了全中国全世界，为中国人民挣足了“面子”，但它的收集和改编者吴文季的后半生却“经历坎坷”，原因主要是他四十年代在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学习时，曾在国民党青年军夏令营任临时音乐教官。于是这就成了他的一个“硬伤”，每逢“运动”就脱不到手，处境越来越差，最后于文格初期病死于福建惠安的一个寺庙。等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倒霉了半辈子的吴文季时来运转，福建省和泉州市宣传部门在惠安特地举行了“纪念吴文季先生采编《康定情歌》60周年暨推动海峡西岸和谐文化建设座谈会”，他终于得到了“伟大的人民音乐家”的崇高评价（《四川日报》2005年4月1日、《东南早报》2006年12月30日）。他的命运大起大落，与罗南陔们“何其相似乃尔”！

 不论曾经做过多少好事多少“贡献”，只要曾经站“错”过一次“队”，有的还是身不由己糊里糊涂地“站”，甚至站的并没有“错”，也从此不要想有舒坦日子过——这种“革命原则”，国人在若干年前是多么熟悉呀，它对老百姓“政治上正确”的要求又是多么苛刻多么“完美无暇”多么不讲道理！它埋没的天才和并不坏的人不知有多少。惟愿今后它不会再来了吧。

                独裁者的专横和懒惰

 清朝的太监入宫，大都不再用原来的姓名，而是花钱买一个已有的所谓“钱粮名字”使用。如溥仪身边有个太监名字叫李德顺，便是世代相沿。有一个原名王庆平的太监入宫后即改用此名。王死后，另一个太监又顶用此名。（广东《今日文摘》2000年4期）

——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事情可以体现皇帝的专横和懒惰了！就为了这些独裁者的“方便”，为了“不想费脑筋”，可怜的太监们连自己的名字都保不住，他们还有什么“***”可言！？在独裁者的眼里，普通太监与板凳、马桶、扫帚都被归入了同一类，区别不过前者可以跑动后者跑不了。既然皇宫里的板凳没有特别姓名，与板凳的功用相同的太监又何必多此一举。“皇上”们的脑袋还有更重要万倍的“军机大事”要去操心呢！！

 在这方面比清朝皇帝走得更远也更荒唐的是洪秀全。专供皇帝“御用”的后、妃们毕竟都各有大号和姓名，同样妻妾成群的洪秀全却连这个也“省略”了，他“别出心裁，数字化地依次编号，于是就有了第30妻、第82妻等旷古未闻的名目”（杂文月刊）2004年10月下）。比较起来，自称与清王朝不共戴天的洪秀全实际上更没有人性。皇帝们可能还有一点点，洪秀全则是连这“一点点”也没有了。

 这就是某些人崇拜得不得了的“伟大的农民起义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