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思维当休矣

彭广军

武则天改唐为周，当了皇帝。她以女人细密的心思，很快嗅到周围的反对情绪，为深挖反对派，她制定了鼓励告密的制度：凡是告密者，所告属实给予重赏，即使诬告也不追究告密人的责任。这就需要大量审案官，那时候还没有“人性化”一说，审案方式多以严刑逼供为主。索元礼精于此道，他审案成绩斐然，虽被人称为“酷吏”，却深得武皇帝喜爱。

索元礼问案时，先给犯人脑袋上戴上小铁笼，然后开始在四周钉木楔，只要回答稍迟，犯人就会看见自己脑浆颜色。所以这个简陋的刑具效率极高，索元礼每审一人，定会顺藤摸瓜挖出一百多个同案犯，故当时人闻索元礼名字莫不色变。后来，连武则天本人也开始厌恶这个“铁面无私”的酷吏了，找个机会将索元礼关进大牢。索元礼在狱中喊冤叫屈，狱卒只轻轻说了句“取公铁笼来”，他立马瘫软在地。

索元礼死了，他培养的学生长江后浪推前浪，著名酷吏一代更比一代强，其中周兴、来俊臣很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仅在周兴同学手里丧命的就有好几千人。后来周兴犯事被人告发，武则天密诏来俊臣审理。来俊臣请周兴赴宴，席间来俊臣谦虚地请教：最近有犯人反审讯技巧实在是高，不知兄有何良策？周兴说，这有何难，我把犯人放进大缸里，然后四周点上烈火……

够了，来俊臣如法炮制，周兴立即冷汗涔涔，赶紧交代“犯罪事实”。当然，稍后来俊臣也被斩首弃市，恨他的人纷纷赶到刑场，将他的尸首踏成肉泥。后人评价酷吏的作用时说：“生可以慑众，死亦能怀柔天下。”

个体酷吏在历史上善终者不多，但历朝历代酷吏层出不穷。这当然是当权者迷恋酷吏的必然产物，因为封建时代的酷吏以其独具的魄力在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时至今日，已经是人民当家作主了，民主法制也日渐完善，酷吏治国的方式已经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然而，在某些领域，酷吏意识犹在，虽不可能再普及了，可要被谁摊上，同样也是一种灾难。比如某些司法人员在执法中屈打成招、将无罪判成有罪的事情亦未绝迹。这些年较有代表性佘祥林案，被“杀死”妻子回家了才洗刷他的冤案；在山西打工的河南农民郝金安因“抢劫杀人”被临汾市中院判死缓，真凶落网了，他还继续被关了一年，而且在服刑期间不明不白丢了个脾脏……

虽然这种事情相当可怕，但我们自己心里也会庆幸地想，这样的事情太典型了，哪能这么巧就让我“中彩”了？可是，在某些酷吏情结较重管理者的“治理”下，保不准就会让你遇到。

4月3日《现代快报》报道：陕西来宁务工的张继成，原在南京江宁大学城的大学食堂打工，但去年底跌了一跤，大腿骨骨折尚未愈合，行动不便，工作就丢了，夫妻商量，由妻子姜女士前去卖凉皮，张继成则在五十米开外放哨。他们的凉皮卖得很有特色：先加工好，再用塑料袋子装着拎在手里叫卖——这种经营方式大概古今中外不多。原因是这地方“城管管得很严，只能这样做”。然而这天姜女士正卖着凉皮，突然开来了一辆 “依维柯”，张继成还没来得及放倒“消息树”，车上就奔下来七八个身穿青蓝制服的执法人员，上前抢夺姜女士手里的凉皮，此时恰好有两个骑助力车的男子路过，说了一句“你们这样执法不对”，即被五六人围着拳打脚踢。张继成急忙一瘸一拐赶到妻子那边，无助地喊了一嗓子“执法人员打人了！”话音未落，就被一头盔打到在地。

记者根据报料线索，前往江宁科学园综合管理办公室执法中队采访，蔡姓队长说，前晚在大学城巡查时，有人用砖头砸执法车，后来那人自己逃跑时摔倒，撞到围墙了。“我保证，我们的执法队员不可能打人。”而当记者离开的时候，一个穿执法队员服装的男子向记者挑衅，说要“弄死记者”。

几乎是同一时期，郑州某街道计划生育管理人员到小饭店检查计生工作，非逼着年仅十五岁正在上中专的少女出示“上环证明”，人家无法出示，结果将人暴打一顿。后来街道解释说是因为对方“说话比较不好听”引起的……

关于这类“执法”当中发生的“纠纷”我们无话可说，或者说，说得太多了，已经失去了让人说话的冲动。当“行政执法人员”由于有人用手机拍摄他们“执法”壮举，干脆将人打死……作为“参照公务员管理”的这些执法人员，要说他们天生就是暴徒或者坏蛋那是不公平的，他们的人品也不会太劣，否则根本无法进门。但一“执法”就犯法，而且还理直气壮、义正词严，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我以为几千年官场积累下来的“酷吏”传统也有莫大干系。尽管“酷吏”们在今日已经不能再成气候，但给***所带来的伤害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