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局遭遇

彭广军

同期杂志发了我两篇小文章，编辑说作者名字得变，于是我就借了儿子名字一用。可领稿费时麻烦就来了，原来汇款单上他名字后面多了一个“室”字。但地球人都能看出来，这“室”字是地址栏打不下了才挪到第二行的，正巧跟在名字后面，就天衣无缝地同收款人名字嫁接在一起了。

这些年往来邮局次数多了，已经有了经验。拿到汇款单我意识到收款人名字与证件对不上会有麻烦，就自作聪明在办公室盖了单位公章，才拿上儿子户口本（他还没办身份证）和我自己的身份证到邮局拿钱。邮局柜台里经办人接过汇款单将别的几张办了，却将那张“问题”汇款单剔了出来，说名字错了，输入“×××室”的电脑进不去。听得我直乐，笑着告诉她，这个“室”是上面地址一栏中掉下来的，跟名字无关。她说这个我知道，但汇款单就这么写的，名字输进去跟汇款单不符就查不到记录。我说：名字就前面三个字你把后面的那个“室”字去掉不就行了？她说，不行哦，我们就是这样规定的。我问：那怎么办呢？她答：我们这里没办法，你只好打电话到杂志社去改个名字。我说，这根本就不是人家杂志社的错，怎么能让人家改？她道，也许是收递邮局的错，但他们每天都要填很多这样的单子（她拿出一张纸在我眼前晃了晃），疏忽了也很有可能。我不解：邮局自己疏忽了怎么能让我去解决问题呢？

她不说话了，向着我和善地笑，我也不能跟她急了。彼此经常见面且印象不错，也不好意思再跟她论理了，就照着汇款单上留下的“填单经办人”的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说那你来我们这里拿吧，我们在古林公园对面。

我心想，幸好是同一座城市，如果在外地这点稿费够不够车票钱还难说。

邮局无疑是现代公共设施中资格最老的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的职员也算得上是服务行业老大。在通讯尚不发达的过去，写封信打个长途拍封电报那都得有求于它，所以邮政局长在那时绝对算个人物。解放后，邮局成了吃“皇粮”的部门，员工也属于“公家人”。在十几二十年前，电话手机还未普及，同学中的邮电职工还比较牛皮哄哄。现在当然风光不再了，这一点邮局自己也知道，上回平信涨价的理由就是“跟人民群众的生活关系不大”，所以涨价影响不大。瞧瞧，人家自己已经知道低调了。然而，虎倒威风在，邮局员工心里残存的“老大”思维并未因邮局日渐式微而消除。

说这话并不是主观臆断，我是有体会的。

喜欢读点杂志报纸的人，难免要订几份打发时间，本地报纸可以通过发行站订，外地报纸只能通过邮局了。这样一来也就有了比较。遇到下雨天，邮局送来的报纸几乎都遭雨水打湿过，干了后报纸外面两张一定会变得皱皱巴巴如同抹布，跟邮递员也提过，他说天下雨有什么办法啊。但发行站送来的报纸，似乎从来就没被雨水打潮过，有时候想想都觉得好玩，难道是东边日出西边雨？自然不是。

单元门口的信报箱只有邮递员才有总钥匙，但他们放完邮件后从来不肯锁一下，就任报刊信件敞开放在那儿。出现丢失情况后，跟物管提意见，物管跟邮递员打了招呼，并派保安跟着提醒，但他们不锁就是不锁压根儿就油盐不进……

邮局送报纸的是邮电员工，叫绿衣使者。而发行站送报工都由下岗中年妇女担当。要说这其中有什么异同的话，那就是下雨是相同的，责任心是不一样的。

把这么些小事写了下来，却又不知道有什么意义，本来想往解放思想方面联想，但此念头甫一冒头连自己也觉得有些牵强，只好打住。发行站送报纸的中年女工，她们“下岗”前或者就经历过思想解放的“阵痛”，现在她们自食其力所以得设法让订户满意。邮局员工还有着可以倚仗的“规定”撑腰，他们当然不觉得很痛。邮局观念或许也在慢慢改变，但相比而言，这个过程有些长了。这可能跟积重难返、尾大不掉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