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点鲁迅（八）
                    文\一雁飞
　　所以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坟·我之节烈观》）
　　然而，这为“红颜祸水”翻案的历史重责现在终于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天才的编导们的肩上，于是貌美如花文武全才的妲己深爱着纣王且尽心尽力地想帮他挽狂澜于既倒；而那善良多情的西施也在耳鬓斯磨里爱上了痴情的夫差哥哥……

　　他们的误点，便在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利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
　　我们现在的长者的义务心和责任心是很重了，而且也都极尽可能地去尽这“义务”和“责任”，然而却又常常难免以这样的“义务心”和“责任心”酿出种种的悲剧来——媒体披露的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我们知道了既为长者就要尽长者的义务和责任，这是进步的，可喜的；但我们却还不知何为义务与责任，更毋说怎样去尽义务与责任了，自觉不自觉中竟又将“幼者做了长者的牺牲”，这则是可悲的。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坟·娜拉走后怎样》）
　　死人也都是幸福的，“一死百了”，生的种种痛苦、烦恼、仇怨等等皆没了。可人人都不想死，哪怕赖活着，因为只有活着也才能追求更多更大的幸福。梦醒却又无路可走的人当然比做梦的人痛苦，但也只有醒来的人多了，先行的人多了，那荆棘里才会较快较早地开辟出一条到达真实而真正的幸福之地的路来。

　　岂但乡下人之于雷峰塔，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现在或“偷挖”或明抢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柱石的蛀虫、强盗又更有多少？！

　　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坟·论睁了眼看》）
　　我们少见了遁世归隐的文人，少见了清高乃至迂腐的文人，更少见了敢于直言说真话的文人，文人们抛掉了前人许多或“精华”或“糟粕”的东西，但这“不敢正视”倒很好地继承了下来。而那不敢正视的妙方依旧不过是“瞒”和“骗”，于是一些人重又抬出了孔子、庄子等等圣人者流的牌位，大谈特谈，曰“心灵”、曰“和谐”、曰“幸福”。我也从而更加知道无须一些机构的调查来佐证，穷人们的确是、也会比富人们幸福了。但做猪恐怕比做人更幸福，而我们竟生而为人不能为猪，这实在是天大的悲哀啊！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坟·论睁了眼看》）
　　我们的“娱乐业”或者说“愚乐业”是火光冲天了：各式的选秀，各色的大片，各样的花边新闻席卷了人民的眼球，席卷了人民的口袋。这便是我们的喧闹、“繁荣”的“文艺”大部之所在。至于“灯”，至于“精神”，不说也罢。　

　　中国现在有许多二重道德，主与奴，男与女，都有不同的道德，还没有划一。（《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只要将人分出了三六九等，何止道德，所有的一切——生存、受教育、幸福等等人生应有的以及应追求的必定都有二重的乃至N重的标准，“划一”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罢了。“平等”二字，除了在宪法里在教科书里以及口头上，我们依然只有“学习学习再学习”。

　　有的去查《唐书》，说日本古名“倭奴”；有的去翻字典，说倭是矮小的意思；……（《二心集·沉滓的泛起》）
　　我不知道愤青是何时出现的，只是想若能早几十年出现就好了，也就不会出现一个日本兵便统治一个村甚至一个县的事，四万万人也无须用八年来抗战了；继而又想谁又能说得准呢，因为我们依然不过是这样的把戏：让武大做了人家的祖宗；让李白来预言人家首相、国家的灭亡；最不济也要拿人家的名字嘲弄一番。于是，大家纷纷哈哈大笑了，解恨啊，痛快呀！可是，这又能怎样呢？

　　但这普遍的做戏，却比真的做戏还要坏。（《二心集·宣传与做戏》）
　　真的做戏只是做戏，完了，大家就各自卸装生活；普遍的做戏，则是将天地做了大舞台，时时在做戏给人看，而且丑角常充了正角，比如那些“看到还有那么多人难以温饱，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的官员；比如那些研究出“沙尘暴有利于净化空气有利于环保”的专家学者……，正是这些戏子们毒化、侵蚀了我们的生活和社会。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拿来。（《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
　　自从我们自己主动打开窗子，走出国门，这“拿”自是不在话下了，而拿来的东西倒也实在是很多很多了。可要说到究竟有多少是“运用脑髓，放出眼光”拿来的，却又颇让人踌躇。当然，这十几年常挂在某些部门、行业嘴上的“接轨”，应是他们“运用脑髓，放出眼光”拿来的吧，可全国的老百姓一听他们吆喝“接轨”，心就直打颤——又有东西要涨价了。看来，不仅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去拿，还得看“拿来”了什么。
　　2007-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