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从来都不是门严密的学科，经济指标的本身就是错漏百出难以自圆其说，举个例子来说吧，两个车子好好使用中对经济来说是没有贡献的，但如果两部车发生碰撞了，那么保险公司理赔、修车厂修车等一系列经济活动就会带来经济增长，如果碰车事故在惨烈些，那么医院和律师得到机会的同时也就会使经济大幅增长。  再譬如说两个母亲分别在自己家里带自己的孩子对经济毫无帮助，但如果同时雇对方去照顾自己的孩子，虽然很不人道地把母子分离了，但经济确是增长了。  不要以为这只是在说笑话，其实我们政府行为和决策中经常扮演上述的决策。  我们现在总喜欢用GDP指标、用财政收入来衡量一地政府的业绩，所以我们才会忽略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一年几千亿的财政收入，可是以后醒悟过来用万亿的投入都改造不回来我们原先赖以生存的环境。
   而在世界政府中最具管理和指导性的就是日本的通产省，当初录像机制式之争在日本国内有JVC的VHS和sony,东芝、三洋等集团阵营支持的制式，为了避免企业间的倾轧和浪费，1976年对全日本产品规格有着重大影响力的通产省与JVC会商，劝其放弃VHS规格，转而支持当时已经有上市的Sony规格（Beta）,拟把Sony规格划为国家标准，如果JVC不能以合理的理由及前景说服通产省，通产省就会阻止JVC的VHS规格出台与Sony规格互相倾轧，但通产省会提供财政补贴以弥补JVC的损失，但当JVC拿出翔实的数据资料摆明前景，并联合了松下、日立、三菱和夏普等巨头足以与sony集抗衡时，通产省决定退出规格之争。除此以外，在随身听、甚至CD标准等每一样技术革新之前，都无一例外会出现通产省的影子，当时飞利浦与sony的CD格式也有着强有力的对手JVC,当时JVC的工程师已经做出的AHD的碟片，其信息密度（即沟纹数目）已经高于飞利浦/sony所合制的CD，为此通产省还特别成立了一个“数位音碟委员会”，1980年5月“数位音碟委员会”召开了一个关键性的会议，当时飞利浦/sony现场良好的演示终于现场说服了“数位音碟委员会”对JVC的AHD的支持，并迫使JVC转而支持CD，在统一规格后终于导致了CD的诞生。 相比之下，我们国家的出口一窝蜂的相互倾轧，不仅使大多企业亏损出口还招致出口国的反倾销调查和额外的惩罚关税，即使从关税流失的角度，我们的政府也是可以减少出口退税，或以出口配额制、最低限价或主动关税等方式主动解决出口争端，至少可以把关税流失的这一截在国内事先征收，这是任何一个学外贸的入门书中都介绍的，但就是政府的不作为才导致90年代初的纺织品出口行业性的大萧条，就是由于互相倾轧低于成本恶性竞争之故，很多的企业因此倒闭了，至今，廉价互相倾轧而遭致反倾销调查的案例比比皆是，那么我们政府的主管机构，对比一下日本的通产省，难道我们不感到惭愧吗？

   对比中国，内资企业依照《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外资企业依照《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纳税。虽然法律规定两者的税率同为33%，但由于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各自享受的优惠政策不同，实际税率并不相同。内资企业税率一律为33%，而在外资企业，可享受15%或24%的优惠税率。另外，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还可以享受“二免三减”（从盈利年度起第一、二年免税、第三至五年纳税额减半）的优惠政策。实际上，在华的外资企业几乎都以某种方式享受着税收方面的优待。

    这使得无数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纷纷到国外注册公司后以假洋鬼子的面目出现，却可纷纷受到当地政府的隆重欢迎，不仅在税收，在用地、工商甚至政治环境上享受“超国民待遇”，问题是外资对你这贴本引资的减二免三过了5年便推倒重来，重新再这么优惠一次。举个例子来说，2006年底按世贸的协定将全面开放银行业等金融市场，那么国内的银行业与外资银行是在公平竞争吗：外资银行所得税税率却仍然享受15%的优惠待遇，中资银行却为33%。很多外资银行的所得税还可以享受减半的优惠税率，在一些开发区注册的银行还可以享受一定时段的免税。让我国的银行业在3倍的税负下能等同竞争？   各地政府打着吸引外资的旗号，殊不知全世界的资本唯一的法则就是唯利是图，有利益的地方即使你闭关自守也会用枪炮敲开你，不信去看看中国历史。如果无利可图，你当地政府就是天天坐在华盛顿门前哀求也没有用。相反地，做一个老实的国民开办企业要承受世界上最重的税收负担，还要负担工商、税务、环保、工商、治安等机构盘剥的隐性成本，此长彼消，中国何时才能拥有真正民营的有世界影响、掌握世界经济命脉、可操纵世界市场的跨国企业？